近日，国内多家知名烤烟生产企业被曝出”自查自纠”中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。据内部人士提供的视频资料显示，在某省重点烟草生产基地的例行检查中，检查人员与厂方管理人员上演了一出”默契配合”的检查闹剧，引发行业内外对烟草监管体系的广泛质疑。
检查现场曝光：预约式检查成行业潜规则
6月中旬，某短视频平台流传的一段工厂监控视频显示：检查车队尚未抵达厂区，车间内已提前半小时开始”大扫除”，原本散落各处的烟叶原料被迅速归位，身着便装的操作工人集体更换标准制服。更令人诧异的是，当检查组人员进入生产车间时，设备运行参数显示屏被临时切换为”标准模板”。
“这就像学生提前知道考试题目。”曾在三家不同烟厂工作过的质检员王明（化名）透露，多数检查都会提前通知，甚至存在”检查路线规划会”，”车间主任会带着班组长提前走一遍检查路线，把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都标注出来”。
行业自查报告现”雷同门”
记者调查发现，这种形式主义自查不仅存在于生产环节。在某省烟草专卖局官网上，连续三年发布的《烤烟产品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总结报告》中，不仅整改措施表述高度一致，连列举的典型案例都完全雷同，仅修改了年份数据。
“我们管这个叫’模板化整改’。”某中烟公司品牌部前员工李芳（化名）表示，其所在企业每年要应对十余次各类检查，”真正解决问题的不到三成，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制作标准化迎检材料上”。
更荒诞的是，2022年某知名品牌被检出焦油含量超标后，企业出具的整改方案中竟出现”加强员工思想教育”、”优化厂区绿化布局”等与质量问题毫无关联的整改措施。业内人士指出，这类”万能整改模板”在行业中已成公开秘密。
技术手段沦为”皇帝的新衣”
随着监管要求的提高，部分企业开始引入智能监测系统，但这些本该强化监管的技术装备，在某些企业却异化为”造假工具”。2023年4月，某省质监局在突击检查中发现，一家大型烟厂的在线监测系统存在两套数据：实时传输给监管部门的”美容数据”和实际存储在本地的真实数据，两者关键指标差异最高达37%。
“就像给病人做体检前先吃降压药。”中国控烟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周教授指出，这种技术造假比传统手段更具隐蔽性，”当监管科技遇上反监管科技，形成了一场荒诞的’军备竞赛’“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”掩耳盗铃”式的自查自纠正在形成连锁反应。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，在近期某次行业大检查期间，”烟草专用清洁剂”搜索量暴增580%，而这类产品的主要功能就是临时消除生产设备上的焦油残留痕迹。
监管困局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
多位业内人士将问题根源指向现行监管体制。目前我国烟草行业实行”政企合一”的管理模式，省级烟草专卖局与中烟工业公司往往”一套班子两块牌子”，这种特殊的体制安排使得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存在利益关联。
“就像要求考生自己批改自己的试卷。”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马副教授分析称，2021年某省开展的”双随机”抽查中，实际抽查企业数量不足应查企业的5%，”运动式抽查难以形成有效震慑”。
这种体制性矛盾在基层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南方某市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私下透露，他们每年要对辖区内企业进行数十次检查，但”真正能下整改通知的不到五次”，”查出问题等于给自己找麻烦”。
国际对比凸显制度差异
与国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美国FDA对烟草企业的飞行检查采取”不通知、不定时、不定人”的三不原则。2019年英美烟草某工厂就因突击检查发现数据造假，被处以创纪录的4.9亿美元罚款。日本JT公司则建立了第三方监督员常驻制度，监督员有权随时调取任何生产数据。
“关键是要打破利益共同体。”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专家组成员郑教授建议，可以借鉴医药行业的做法，建立独立的烟草质量监督机构，”至少应该实现检测经费与烟草税收的彻底脱钩”。
消费者维权遭遇举证难
当企业自查流于形式，消费者维权变得异常艰难。2023年消费者协会受理的烟草类投诉中，因无法提供权威检测报告而调解失败的案例占比高达89%。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告诉记者，他因怀疑某品牌香烟甲醛超标送检，但检测机构以”无企业代表在场”为由拒绝出具正式报告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行业自查的形式主义正在向上下游蔓延。记者在云南、贵州等烟叶主产区调查发现，部分种植合作社的”绿色种植”认证也存在走过场现象，所谓的有机肥使用记录往往是在收购前集中补录的。
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，国家烟草专卖局近日下发紧急通知，要求全行业开展”真查实改”专项行动。但业内观察人士指出，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，这类专项行动很可能又沦为一场新的”集体表演”。